□ 法律文化

□ 殷啸虎 (上海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)

同贞观盛世一样,开元盛世之所以取得成功,注重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开元年间不仅进行过几次重要的立法活动,而且在法律的实施方面,也能够做到依法办事,特别是在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案件的处理上。因此,一个较好的环境,不仅有效保障了开元盛世的实现,而且也成为了开元盛世的重要内容。

开元年间,对《唐律》进行了两次重要修订。一次是718年(开元六年),由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、中书侍郎苏頲等人主持,删定律令格式,至次年完成。另一次是734年(开元二十二年),由中书令李林甫主持,删定律令格式及敕,编成律十二卷,律疏三十卷,令三十卷,式二十卷,开元新格十卷。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,以类相从,便于省览。修订工作于737年(开元二十五年)完成。这次修订法律过程中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一项工作,就是重新“刊定”了《唐律疏议》。

《唐律疏议》是对《唐律》条文进行的解释和阐释,是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等主持编纂的,于653年(永徽四年)同修订后的律文一同颁行。由于时代变迁,一些典章制度和名称等都发生了变化,因此,在修订律令时,对《唐律疏议》也一并作了相应的修改,这些修改也主要集中在文字方面,但这次修改的文本被后世所沿用;我们今天看到的《唐律疏议》的文本,主要是以开元年间修订后的版本为准的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日本史学者仁井田升和牧野巽撰写了《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》,提出了《唐律疏议》是开元年间制定而非永徽年间制定的观点,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。尽管这一观点是误读了“撰定”与“刊定”,用开元年间对《唐律疏议》的修改否定了永徽年间制定《唐律疏议》的事实,但由此也可见开元年间修订《唐律疏议》的重要影响。

开元年间在立法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就,就是编纂了《大唐六典》。《大唐六典》是唐朝典章制度及相关法律规范的汇编。721年(开元十年),唐玄宗李隆基命宰相张说主持修撰《六典》,张说把这项任务委派给了集贤院学士徐坚。但徐坚“历年措思,未知所从”;不得已,张说又令学士毋婴等“检前史职官,以今式分入六司,以今朝六典,象《周官》之制。然用功艰难,绵历数载”。其后,又由宰相张九龄、李林甫等先后主持,直到738年(开元二十六年)方才完成。它按照唐朝各部门机关分卷分篇,内容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、机构组织、职权、官员品级、编制员额、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和规范,因此被认为是一部保存至今最早的、完整的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,并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。